倪凯铭被撤换背后

　　就任大众中国CEO并没多久的倪凯铭(Karl-Thomas Neumann)突然被撤换，引起业界纷纷议论。

　　6月初，大众汽车集团监事会在总部沃尔夫斯堡召开的临时大会上，批准了一轮涉及集团董事会及旗下商用车和乘用车多个品牌的大规模高管调整，而后对集团的营销团队也进行了重组，大多新任命将从今年的9月1日起正式生效。

　　届时，上任不足两年的大众中国总裁倪凯铭将离开中国，踏上未知的征程。鉴于中国市场的重要性，大众监事会将倪凯铭派驻中国总裁这一位置上，显示出对他个人的重视与欣赏，但倪凯铭显然还没有对此做好应有的准备，这给他在大众汽车集团的前途蒙上了一层阴影。

　　面对如此高规格大范围地重构高管队伍，大众汽车集团管理董事会主席兼CEO文德恩的解释显得有点官方：“我们的目标是持续注入增长动力并保持稳定，延续集团最近几年取得的成功。在合适的岗位上配备了合适的人员，我们一定能够取得‘2018战略’的成功。”

　　倪凯铭的离任，套用文德恩的话（虽非单指倪凯铭）便是“不合适的人员配备在了不合适的岗位上”。倪是一位擅长电子电气领域的技术型高管，文德恩对他的技术专长也有过公开褒奖。不过，大众中国总裁的角色需要的不仅是理工科生的严谨与沉稳，更需要八面玲珑的公关和协调沟通的能力。也就是说，要像其前任范安德一样稳坐这把交椅最基础的功课就是必须适应并懂得中国的游戏规则。

　　沃尔夫斯堡对此早已了熟于心。上世纪90年代下半叶，大众几位与中国政府高层保有密切关系的高管在这一时期相继离开，包括中德双方的重要联络人及顾问李文波博士（当时有直接与国务院副总理通电话的特权）也投奔了瑞士的一家钟表公司，再加上当时的沃尔夫斯堡并没有过多关注中国市场，特别是在产品战略和生产能力规划方面采取消极的策略，导致大众在华业务出现数年亏损。卡尔·H·哈恩在其个人回忆录《我在大众汽车40年》一书中曾颇有感触地总结道，“谁熟悉中国的情况，他就知道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不同，作为连续合作的前提条件，个人的信任度在中国更重要。”这应该是他与中国政府高层多年交道打下来的切身体会。

　　而自2010年9月上任以来，倪凯铭显然没有很好地建立并巩固哈恩所指的“个人信任度”。因DSG风波导致大众被质检总局两度约谈并遭致舆论的强烈批评，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倪凯铭生疏的政府公关能力以及面对危机所缺乏的市场协调能力。

　　来大众之前，倪凯铭是德国零部件供应商大陆集团的董事会主席，由于舍弗勒家族的介入，大陆集团高层中，不同意并购的均被清洗，倪凯铭是第一个离开的。文德恩为这位从大众走出去的电动车专家设立了一个独立的职位，专门负责大众集团的电动车战略。时间不长，2010年9月1日，文德恩又把倪凯铭派到中国。2011年，大众在华销售230万辆汽车，占全球836万辆总销量的27.5%；在华利润26亿欧元，占全球113亿欧元利润总额的23%。

　　据德国媒体援引内部知情人士的话说，海兹曼上任之后的主要任务就是负责协调“与中国政府方面的事务”。或许沃尔夫斯堡大众决策层认为正值花甲的海兹曼（Jochem Heizmann）在处理这些事务时会更为娴熟老道。

　　当然，沃尔夫斯堡在中国需要的，除了一个具备较高“个人信任度”的掌舵人外，还需要一个运行平稳、决策效率更高的机构。

　　哈恩早有过告诫：“大众汽车集团在中国的起点很好，但未来不存在成功保障。”说得更为直白点便是，“随着竞争的白热化，几乎不允许我们范决策错误。”DSG风波让沃尔夫斯堡颜面扫地，而事实上近一两年来大众在产品、服务等领域引发的消费者不满情绪也显示，销售业绩的持续激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集团高管们对中国这个最为重要的海外市场的判断。隐秘的成本削减战略和高调的产能扩张计划（到2018年，大众在中国的产能将翻番至400万辆），一旦脱离安全临界点，那么大众在中国市场再度碰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海兹曼所领导的中国管委会是沃尔夫斯堡的新设机构，比原先的大众中国行政级别要高出一级，海兹曼的直接汇报对象便是文德恩，中国市场在大众的全球战略地位中随之晋升。这样的组织结构调整进一步拉近了沃尔夫斯堡与中国的距离，或者说前者对中国的决策机构进行了前移，更加贴近市场，以此杜绝类似DSG风波这样的事件无故失控。

　　不过我们认为，大众将中国部门进行升级也许还受到了通用、丰田等竞争对手的逼迫。

　　早在2009年7月，破产保护后涅槃重生的通用汽车便在中国上海设立了国际运营部，统管除北美业务之外的所有海外业务。随后，通用汽车中国科学研究院相继宣布成立。该研究院是通用汽车全球研发网络中的第八家，参与并主导通用汽车在前瞻汽车技术领域的全球研究开发工作。值得一提的是，该研究院将有望成为通用全球的第二大研发中心。这意味着通用早已不将中国视为简单的生产基地，而是其全球业务中除北美之外的第二大业务板块，并通过国际运营部、研究院的设立让其有血有肉，成为一个完整的可应付市场突变的组织机构，甚至可与北美分庭抗礼。

　　同时，逐渐走出困境的丰田也已开始加大对中国的布局，原设在总部的丰田中国本部已迁至中国，未来所有在华决策都将直接在中国完成。面对这两大劲敌，沃尔夫斯堡再不对中国部门进行改革赋予更大的权限，恐难以适应未来更为激烈的市场竞争。DSG风波以及倪凯铭的表现也许刚好给了大众集团监事会主席皮耶希这样一个变革契机，以致这一切的调整都如此自然。■文/余建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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