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企业之间基于真实经营需要临时拆借资金，在民营经济活动中并不少见。但一旦资金无法收回，企业负责人或高管有时会被以挪用资金罪追诉。罪与非罪的界限在哪里？近日，北京市万商天勤（南京）律师事务所肖乐律师接受本报记者专访，结合其办理的多起企业高管涉嫌挪用资金案件，对借贷型挪用中“归个人使用”的认定问题作出分析。他表示，区分“单位借款”与“个人挪用”的实质，在于资金的实际控制权和利益归属。

　　借贷型案件中，“归个人使用”为何易生争议

　　记者：挪用资金罪的核心行为是“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为何借贷型案件中“归个人使用”最容易引发争议？

　　肖乐：将单位资金以个人名义借给其他企业或者个人，是否构成挪用资金罪，关键不在借款行为本身，而在于是否谋取了个人利益、是否经过单位决策程序、借款主体究竟是单位还是个人。单纯的企业间资金拆借，如果履行了公司内部审议程序，属于单位行为，不应当按挪用资金罪处理。

　　根据相关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挪用资金罪中“归个人使用”包括三种情形：将本单位资金供本人、亲友或者其他自然人使用的；以个人名义将本单位资金供其他单位使用的；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本单位资金供其他单位使用，谋取个人利益的。第一种情形争议不大，第二种情形的关键在“以个人名义”，第三种情形的关键在“个人决定”和“谋取个人利益”必须同时具备。

　　集体决策与利益归属：一个不起诉案例的启示

　　肖乐向记者讲述了一起他代理的案件。当事人是某集团公司副总裁，分管资金调配。控方指控其个人决定将集团资金五千万元借给一家关联公司，借款合同虽以集团名义签署，但未经董事会审议，且该副总裁在关联公司中持有股份，构成挪用资金罪。

　　肖乐在阅卷和调查中发现，该集团对关联公司的借款有内部审批流程，虽然未召开董事会，但集团总裁和财务总监均知情并签字同意，属于集团高层的集体决策，而非当事人个人擅自决定。同时，当事人虽在关联公司有股份，但比例极小，未从该笔借款中谋取明显个人利益。最终，该案作出不起诉决定。

　　“这个案件说明，‘个人决定’和‘谋取个人利益’两个要件缺一不可，而且都需要充分证据。”肖乐说，如果决策具有集体性，或者个人利益微乎其微，就不能认定为挪用资金罪。

　　程序不规范不能等同个人挪用

　　肖乐表示，企业之间的资金拆借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并不罕见，尤其是关联公司、上下游企业之间，基于业务合作或资金周转需要，常有临时性的资金调剂。这类资金调剂如果履行了公司内部决策程序，属于单位经营行为，即使最后出现风险，也不应当追究个人挪用资金罪的刑事责任。

　　但现实情况是，大量民营企业在资金管理上不够规范，决策程序形同虚设，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的个人意志往往直接替代公司意志，案发后很难区分个人挪用与单位行为。肖乐在为企业提供刑事合规服务时，反复强调资金出借的规范化。他建议企业建立明确的资金审批权限和流程，重大资金出借必须经过董事会或股东会决议，并在财务账目中如实记载，借款合同、收款凭证、利息支付记录等文件必须齐备。这样一旦发生纠纷或刑事风险，可以清晰证明资金出借属于单位行为而非个人挪用。

　　肖乐还提到另一起案件。某民营企业负责人将公司资金五百万元借给朋友经营的企业周转，未签书面合同，仅口头约定利息。后朋友经营的企业资金链断裂，款项无法收回，该负责人被控挪用资金罪。控方认为，该负责人个人决定将单位资金借给他人，且借款主体不清，应认定为归个人使用。

　　肖乐发现，该企业的股东会会议纪要、财务转账凭证、该负责人与朋友之间的微信记录，能够证明该笔借款虽未签书面合同，但在公司财务账目中明确记载为“借出资金”，另外两位股东事后均表示知情并同意。“该笔借款本质上属于企业间资金拆借，程序不规范不能等同于个人挪用。”肖乐说，辩护律师应当透过形式上的不完善，寻找资金出借的实质——是否为单位经营行为、是否体现单位意志、是否服务于单位利益。

　　“超过三个月未还”不能孤立适用

　　关于“借贷给他人”与“挪用”的时间要素，刑法规定，挪用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构成犯罪；用于营利活动或者非法活动的，不受三个月时间限制。那么，企业间资金拆借通常有一定回款周期，借款期限超过三个月未还，是否自动转化为挪用资金罪？

　　肖乐认为，不能机械适用“三个月未还”。如果借款行为本身是单位决策的结果，属于合法拆借，无论期限多长都不构成挪用资金罪；只有当资金拆借属于个人擅自挪用行为时，才涉及“三个月未还”的适用。三个月内归还的，即使构成挪用也不追究刑事责任；三个月后归还的，仍构成挪用资金罪，但可以酌情从轻。时间要素的判断必须结合资金拆借的性质，不能脱离决策主体和利益归属单独评价。

　　辩护要围绕三个维度组织证据

　　借贷型挪用案件的辩护，核心任务是证明两点：资金出借属于单位行为而非个人行为，行为人未谋取个人利益。肖乐通常会收集公司章程中关于资金决策权限的规定，股东会、董事会决议或会议纪要，财务账目中关于借款的记录，借款合同或借条，利息支付凭证，相关人员的证言，行为人与借款方之间的业务往来记录，以及行为人是否从借款中获取个人收益的证据。

　　“控方往往只关注资金从单位账户转出的单一事实，忽视资金流转的完整背景。”肖乐说，通过将资金流向与公司决策记录、业务关联相匹配，可以还原事实全貌，证明资金出借的正当性。这种证据组织方式，经常能在审查起诉阶段就动摇控方的指控基础。

　　在肖乐看来，“归个人使用”的认定，是挪用资金罪中最具争议也最需要精细化辩护的环节。民营企业经营活动中，资金拆借的普遍性与刑事风险的隐蔽性交织，不少企业高管在不知不觉中陷入刑事追诉。他多年执业中形成了从决策程序、资金流向、利益归属三个维度审查借贷型挪用的系统方法。“刑法不能把所有不规范经营行为都纳入犯罪圈，对于那些本质上属于单位经营活动的资金拆借，更应谨慎认定。”肖乐说。

　　受访人简介

　　肖乐律师执业于北京市万商天勤（南京）律师事务所，持有注册信息安全工程师资格，曾在央企和政法机关工作十七年，主要办理疑难复杂刑事案件的辩护与控告，以及新型网络犯罪、金融犯罪、污染环境犯罪、刑民交叉案件和刑事控告等业务。其所在团队汇集了来自政法机关、金融、科技、医疗、建筑等领域的专业人才，能够根据案件特点提供跨领域的综合法律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