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而言，对“初心”的真实感悟和最接地气的解读，是在读了厉彦林的《延安答卷·脱贫漫记》一书后引发的。这本书由党建读物出版社于2020年8月出版，由于我孤陋寡闻，直到作者近期签字赠送后才得以拜读。俗话说：“好饭不怕晚。”读了《延安答卷》，我才意识到这本5年前出版的文化“晚餐”，读来依然如同新近出版的“文化大餐”一般，具有“经典”的分量；同时，我不禁生出与此书“相见恨晚”的感慨。阅读《延安答卷》让我深受启迪。

　　启迪之一，只有深入了解中国社会基层的人，才能真正读懂“初心”。每个作者面对同样的题材和素材，创作出的作品必然不同，这是由作者的个人视角和思维方式所决定的。《延安答卷》的作者厉彦林曾说：“中国人民是在苦水里泡大的，是由穷日子陪伴着走到新中国门槛前的。”“在中国，不了解农村，不了解贫困地区，不了解农民尤其是贫困农民，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了解中国，就不能真正懂得中国，更不可能治理好中国。”他以沂蒙山区一个普通贫困者的视角，来描写延安革命老区的脱贫故事，其对党脱贫攻坚“初心”的理解自然有其独到之处。

　　一是真实反映了贫困群众对脱贫的渴望，展现了“要我脱贫”与“我要脱贫”的内在统一。作者在沂蒙山区曾经历过饥饿与贫困，对贫困有着切肤之痛。通过调研，他发现无论是延安老区、沂蒙山区，还是其他革命老区和贫困地区，人民群众都怀有强烈的脱贫愿望，甚至参加革命的初衷也是为了摆脱贫困。作者访问的宝塔山区离休干部折正千老人说：“正因为共产党给延安人民带来了福祉，‘认死理的延安人一呼百应，聚集到毛泽东的旗帜下。’”这句话极具代表性。书中形象地将贫困户比作“吊着个苦瓜脸”，指出他们的贫困根源就像一棵苦瓜，从枝、蔓、果一直苦到根。要想拔掉穷根，最关键的是阻断“穷基因”的传递。“穷不过三代”，贫困户要摆脱贫困的魔掌，最重要的是让他们“心热起来，手动起来，提起精气神来，靠自己的力量干起来”，让家庭自身燃起强烈的脱贫愿望。从吴起县的退耕还林、改变羊种饲养模式、“砍树人”变“护树人”、“绿肥”胜“黄瘦”，到洛川的“东奔西跑打工忙，不如苹果树上建银行”、打响“延安苹果”品牌等，都体现了政府创造条件扶贫与群众积极主动脱贫的有机融合。

　　二是客观展现了在脱贫问题上，人民与领袖同呼吸、心连心、共命运。书中引用了朱德同志临终前的一段话：“中国的老百姓生活太苦了，我没有实现自己年轻时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愿望，真是愧对天下百姓呀。”这段话感人至深，深刻体现了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人民摆脱贫困、过上幸福生活的深切关怀与责任担当。

　　三是展现了新时代脱贫群众自我革命的强大动力。书中以“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的哲学观，阐明了脱贫攻坚中“送鱼更要授渔”“给钱给物不如建个好支部”的真谛，并通过一系列鲜活感人的事例，向“老乡”证明：只有自尊、自奋、自强，才能战胜“等、靠、要、惰”的思想。最令人感动的是宝塔区柳林镇王家沟的郭志清，上世纪80年代初，他与老伴承包了距村3公里的韭菜沟5000多亩荒山，几十年间投入10多万元，填沟造地，栽植用材林和经济林，最终绿化了荒山；还有安塞区雷坪塔村的张莲莲一家四代，用近40年的岁月，践行“植树造林就一定能过上好光景”的家训，接续造林20万棵，为1750亩荒山披上了绿装。延安的脱贫群众说：“如今俺学到了一门技术，这就有了可靠长久的进钱门路。脱了贫，就能进一步致富了。”他们的事迹和话语，充分展现了贫困地区人民对脱贫的高度自觉和自我革命精神。

　　四是揭示了从脱贫攻坚中走出来的人民不会吃“二遍苦”、遭“二茬罪”的坚实基础。有人对打赢脱贫攻坚战充满信心，但对脱贫后能否避免返贫乃至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心存疑虑。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仍在强调“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读完《延安答卷》，我对是否会发生返贫的问题，将心中的“？”拉直了，“一块石头落了地”。因为延安通过“聚焦脱贫攻坚、兜底线，聚焦特殊群体、强保障，聚焦群众关切、优服务”，已经形成了防止返贫乃至规模性返贫的机制，环环相扣，不留死角，没有空白。这就像战争年代，我们党带领军民打下一块地方，建立红色政权后，人民群众誓死保卫自己的政权和根据地，绝不再吃“二遍苦”、遭“二茬罪”。对于今天的脱贫攻坚成果，他们也像当年对待人民政权和红色沃土一样，不仅坚决保卫和巩固，还要不断创新和发展。常言道：“创业难，守业更难。”守业需要经受长久的考验。对脱贫致富而言，脱贫是攻坚战，防止返贫并实现致富则是持久战。在延安，穷根已被拔除，内在动力已经激发，脱贫与“振兴”实现了无缝对接，贫困的基因被彻底阻断。党的“初心”在贫困地区落地、开花、结果了。

　　启迪之二，只有深刻了解中国共产党本质的人才能真正读懂“初心”。1937年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通过一个外国人的笔触向世界揭示，弱小而坚强的中国共产党正在为穷人翻身解放、摆脱贫困、战胜强敌，做着一件（当时被认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2020年8月出版的《延安答卷·脱贫漫记》，则通过一个中国普通人的笔触告诉世人，当年《西行漫记》作者采访的革命圣地延安，已将这件“世界难题”做成了“中国奇迹”，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化为了“延安答卷”。这两部“漫记”的历史巧合，让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的本质是将“初心”与“使命”紧密相连，那就是“让老百姓生活越来越好！”

　　中国共产党在践行“初心”的征程中，既无坦途，亦无退路。前行之路虽偶有曲折，却始终坚定不移地朝着人民群众的期望迈进——摆脱贫困、战胜落后、追求富裕。

　　回溯历史，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也就是土地革命战争，堪称“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打土豪、分田地”的伟大实践。毛泽东，这位从中国农村土地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杰出代表，其血液与骨髓中深深融入了浓厚的百姓情怀。在建党建军初期，毛泽东便高瞻远瞩、力排众议，明确指出：“农民——这是中国军队的来源。士兵就是穿起军装的农民。”并创造性地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引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

　　从1937年1月党中央从保安进驻延安，到1947年3月撤离延安、转战陕北，再到1948年3月中共中央渡过黄河、前往华北西柏坡，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毛泽东大多居住在窑洞中。他与陕北老乡在吃穿住行上毫无二致，甚至要求从苏联归来的儿子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拜农民为师，融入陕北老乡之中。立足陕北，放眼全国，实现“耕者有其田”、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不仅是毛泽东个人的初心，更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初心。

　　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他在延安窑洞挥笔写下的“为人民服务”，深刻体现了党的本质，是党的“初心”核心所在，也是当下打响脱贫攻坚战的根本依据。

　　启迪之三，唯有深刻领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真谛的人，方能真正读懂“初心”。解决贫困问题，堪称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的“永恒课题”。新中国成立前，朝代更迭频繁，而几乎每一次改朝换代都与社会贫困、饥荒肆虐以及老百姓食不果腹的艰难处境紧密相连。就拿陕北汉子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来说，他高举“迎闯王，不纳粮”的大旗，这一口号直击广大灾民和难民的痛点，给予他们生存的希望，从而吸引了无数走投无路的民众加入起义队伍，最终成功推翻了明朝统治。

　　《延安答卷》以深邃的历史视角，剖析了中华农耕文明在战乱、灾荒、贫穷、瘟疫、愚昧与落后的裹挟中艰难前行的历程。在历史的长河中，经典著作与诸子百家的思想里，处处蕴含着对贫困的批判与反思。《诗经·大雅》中“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倾诉着祖先对小康生活的深切渴望；《墨子·非乐上》指出“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道尽百姓饥寒交迫的苦难；孔子所言“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直白地道出人们对贫富差异的认知。而唐代诗人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名句，更是将当时社会严重的贫富分化现象刻画得入木三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民本”思想是其核心要义。孔子思想以“仁”为核心，这一学说构成了儒家“民本”思想的基石。管仲学说对推动齐国兴盛发挥了关键作用，他提出“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强调执政要给予民众实惠，先使百姓富足。同时，他的“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更是道出了执政的根本在于顺应民意。《孙子兵法》中的“道”与管仲之“道”一脉相承，孙子将“五事七计”视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其中“道者，令民与上同意者也”，即强调赢得民心是战争胜利的首要条件。从哲学角度来看，老子的“道”与孔子的“仁”相近，老子在《老子·八章》中提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忧”，借水喻人，倡导为人处世与治国理政都应真诚宽厚、与世无争。《礼记·大学》开篇阐明“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把“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作为“修己治人”的三大纲领，“明明德”是行为的根本，“亲民”体现社会责任感与担当，“止于至善”是追求的理想境界。孟子则旗帜鲜明地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将人民置于国家的核心地位。西汉贾谊的《过秦论》极具影响力，他通过剖析秦统一六国与快速灭亡的原因，得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的著名论断，强调“施仁义”即把“民心”作为执政的根本，这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启示。

　　从先秦时期到明清时代，民本观贯穿了历朝历代的治国理念。严复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三民”思想，康有为倡导“民权观”，孙中山则创立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这些思想的演变，是中国社会在不同历史阶段对民本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反映了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与社会进步的不懈追求，也为后世的政治理念与社会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 。

　　启迪之四，只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饱含深厚情感的人，才能真正领会“初心”的深刻意蕴。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解体之后，国际社会乃至国内部分人对“社会主义”产生诸多质疑与诟病。然而，中国并未因此而动摇，而是深入剖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进行深度思索，最终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开拓出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本质特征来看，是一条引领全体人民逐步迈向共同富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在这条道路的探索与实践进程中，我们秉持了两种重要理念与实践形式：其一为“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富”，先富裕起来的群体凭借自身成功经验，为后富者树立标杆，发挥“示范效应”，激励后富者奋勇追赶，加速致富进程；其二是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弱势群体，以打赢脱贫攻坚战为着力点，推动共同富裕，此为“木桶效应”，补齐发展短板，促进整体提升。

　　《延安答卷·脱贫漫记》以延安为典型样本，全方位展现了中华大地如火如荼开展的消除绝对贫困、推动共同富裕的伟大实践，将这场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生动呈现。延安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深切热爱，是全国人民的缩影，从他们身上，我们能够深切洞察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征程中，中国人民，尤其是脱贫致富地区群众对党的“初心”的深刻理解与衷心拥护。

　　我很欣赏《延安答卷》里的这段话：“木桶的容量不取决于桶壁上最长的木块，而是由桶壁上最短的那块短板决定的，评价一个国家的发达程度，不是只看好的地方，更要看差的地方，判断标准不是强者的高度，而是弱者的地位。”脱贫攻坚瞄准的是国家经济链条上的薄弱环节，治理的是国家建设中那块最短的短板。国家之所以不计成本、不遗余力地帮助弱势群体，正是国家文明进步和发展的体现。

　　《延安答卷》通过丰富的数据、鲜活的事例和生动的个性化描写，向人们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共同富裕。这种共同富裕是建立在“两不愁三保障”基础上的共同富裕，是建立在“精准脱贫”基础上的共同富裕，是建立在退耕还林、生态改善、绿色脱贫基础上的共同富裕，是建立在既打攻坚战又打持久战、既富口袋又富脑袋、既实现物质脱贫又推动精神脱贫基础上的共同富裕，是建立在城乡差距逐步缩小、携手共克时艰基础上的共同富裕，是建立在勤劳致富、多劳多得、引入竞争机制基础上的共同富裕，是建立在“集体带、企业帮、自己干”团结协作基础上的共同富裕，是建立在贫困村有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和贫困户有帮扶责任人基础上的共同富裕。总之，这样的共同富裕是兜底线、有保障、信得过、管长远的。

　　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之路，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路，是消除绝对贫困之路，也必将是通向中国式现代化之路。

　　（作者：南兵军 齐鲁文化、兵学文化研究学者）